目前有关黑名单制度主要分散规定在部分行业与地方立法之中。

如果属于可改可不改的，以不改为好。其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法律漏洞是法律规定中存在的不圆满状态，亦即法律对于某一问题本应有所规定却未作规定的现象。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相关主体提出的合宪性审查请求和基本程序作出了规定，这是现行法律中与宪法解释相关度最高的条文，因为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主要就是对相关的宪法条文加以解释，这是合宪性审查的核心，法治先进国家的实践都反映了这条基本经验。其六，宪法解释文本的内容。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我们认为，虽然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其权力也不是无边无界的。

此外，作为兜底性授权条款，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五项还规定全国人大享有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职权，当然可以依法定职权、循法定程序径自作出宪法解释，但它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并不能排除其他有关主体请求其解释宪法的权利。中共中央同意该报告，并决定在七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对宪法不考虑再作修改。

其四，为保障宪法解释本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宪法解释具有最终效力。另外，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若干工作机构也能为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权提供辅助。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认为，基于前述宪法解释经常性和专业性等特质，全国人大的这种解释权在通常情况下应当保持谦抑：其一，除非高度必要或特别紧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应尽量克制运用其宪法监督权作出专门的宪法解释。摘 要：宪法作为调整国家和公民关系并以人权保障为终极价值追求的国家根本法，其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宪法解释则是宪法实施的前提。

宪法具有至上的法律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现行宪法颁行以来，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宪法的价值、功能和作用，都只能通过实施得以体现，否则就只能停留于政治宣言或法律文本层面。

从制度建构的理论预设上看，全国人大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授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关也最能贯彻全国人大的意志，质言之，也就是最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在宪法产生与实施的过程中，制宪权、修宪权与解释权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制宪权与修宪权的作用范围构成了宪法解释的界限，宪法解释必须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宪法文字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内进行，以调和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正常的冲突。[21] 参见蒋惠岭：《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人民法院报》2014年12月4日。此处强调《宪法解释程序法》是法律并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而意欲表达三重意涵： 其一，宪法解释活动的程序规则不应是内部工作规程，而应当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

当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违背宪法，全国人大可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予以间接否决，也可以依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一项的规定，直接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宪法解释。若在常委会审议中，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宪法解释案涉及重大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宪法解释咨询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数在170人左右，不少组成人员是专职，或是特定领域的专家，议事能力和法律素养较高。现行宪法颁行32年来，主要是通过四次修改宪法使宪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但每一次修改宪法都可谓成本高昂、周期漫长和程序复杂，执政党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于修改宪法的态度也是较为谨慎的，基本上都要求必须修改的才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避免宪法文本的频繁变动。

关于宪法解释的事由，不妨首先参考《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亦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规定解释法律事由的规定。[17]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而监督宪法实施的关键就是对法律法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进行审查判断，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到对宪法条文意涵的阐明，从此角度上看，全国人大似也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其二，若由一府两院行使宪法解释权，有可能导致一府两院以宪法解释否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局面。1.运用宪法解释实施宪法的重要性。

相较而言，宪法修改在其内容、时间或程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运作成本较高，且频繁为之还会产生损害宪法价值和破坏宪法权威的负面效应，而宪法解释是成本最小、最为灵活的做法，也更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应当是使宪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首要选择。又如，在公民个人层面，公民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建议。同时，还表示必要时可以对宪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内涵作宪法解释。（8）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其二，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考虑到法律体系的严肃性和良善性，在《宪法解释程序法》制定颁行后，相关法律应当作出相应的衔接协调。

2.《宪法解释程序法》应当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19] 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之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然而，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当下中国宪法实施的困境就在于缺少制度化的渠道将宪法规范引入公共生活。其三，基于宪法解释的效力处于宪法典之下、普通法律之上，因此，在宪法解释公布生效后，与其内容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存在抵触及其可能的法律法规就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

然而，该法并未对宪法解释案这类特殊议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作出特别的程序规定，仅以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为例，若宪法解释案循此简单多数制表决，那就与普通法律案的表决完全无异，这显然是不适当的。三、《宪法解释程序法》的主要内容 《宪法解释程序法》作为规范和指引宪法解释活动的专门法律，是宪法解释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规则的集合，这决定了该法应当以宪法解释的原则、主体、事由，宪法解释请求的提出与受理，宪法解释案的起草、审议、表决与公布，宪法解释的效力与适用等为主要内容。

（3）2004年修宪：《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指出，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8]现行宪法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4年，11年来即便有修改宪法的需求和动议，但都未再付诸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审慎态度。规定宪法解释的事由，意在明确宪法解释程序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启动。《宪法解释程序法》应当首先结合其维护宪法尊严、规范解释宪法活动、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的立法目的，对宪法解释的原则作出规定，以保证宪法解释工作的严肃性和可控性，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宪法解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80页。但对于宪法解释在法律体系中究竟居于何等效力位阶，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与宪法典具有同等效力，二是与普通法律效力相同，三是效力低于宪法典但高于普通法律。

6.宪法解释的效力与适用。当然，如果穷尽宪法解释之后仍然不能缓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冲突，那就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了。

[15]并且从决议的目的来看，可以视为全国人大认可这些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宪法进行解释。较之其他法律，高度的抽象性和原则性无疑是宪法的突出特征。

由此，宪法规定大多原则抽象，有欠确切，甚或因晦涩难懂而使人们对其具体含义产生疑问。《立法法》是关于我国立法活动原则、权限和程序，法律解释和程序、法律法规适用规则和备案审查等方面内容的基本法律。依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职权，另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涉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但是，要使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达致完善，宪法解释程序能够启动、宪法解释能够得到落实，还必须在这部程序法中对与宪法解释相关联的实体性问题，如宪法解释的请求权、宪法解释的效力等作出规定。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关于议案提出、审议和通过的一般程序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中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等规定也应作出适当的补充调整，或者规定相关程序适用《宪法解释程序法》。[18]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综上，《宪法解释程序法》可将宪法解释事由概括规定为三类：其一，宪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的。若不符合要求，则由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面告知请求人并说明理由。

从实践上看，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为例，第一次会议因举行国家机构领导人选举而会期最长，为13天半，其后四次会议会期则为8天半或9天半。因此，虽名为程序法，但《宪法解释程序法》还必须包含必要的实体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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